一、从《江村经济》看学者担当与家国情怀
《江村经济》的写作内容及其写作本身，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与学者担当的集中体现。
费孝通自述其学术生涯的起始，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。在《江村经济》的写作中更是如此，正如其导师为其作的序中所言：“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位年轻爱国者，他不仅充分感受到中国目前的悲剧，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：他的伟大祖国，进退维谷，是西方化还是灭亡？”对种族的挚爱和对乡土的重视，始终主导着作者的学术方向，成为其动力的重要来源。
人类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人类这一智慧生命多样性的记录。西方经过工业化后，将自身的制度文化、主义随着资本的增殖扩张带到世界各地，无数文明因此被毁灭。现代化似乎等同于西化，用单一的标准去丈量世界，本身就违背了人类学的目的。真正有效的人类学，是面向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进行科学分析的，它的发展进程不可阻挡。
当下是最真实的历史，我们回望过去，绝不应被历史的尘埃蒙蔽双眼。我们汲取经验，向往理想，泪水盈满眼眶。
二、经济第一性与村社理性——《江村经济》里的理论资源
《江村经济》以“经济”命名，而非从文化或政治角度，这足以显示出该研究对经济第一性的重视。实际上，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，经济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同时，在经济第一性的基础上，许多文化机制与之共同构成了村社理性。
所谓经济第一性，仍未脱离马克思的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。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，经济是实质上的主导因素，而非礼制。从传统的嫁娶彩礼，到旧时的“小媳妇”（即童养媳）和土改时的妇女地位，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，都以经济生产为主线进行安排，他们还充分利用时间开展农副业和文娱活动。
福柯的权力理论指出，权力并非仅仅由政治机构掌控，而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，通过各种微观的机制发挥作用。从这一理论视角看，《江村经济》中的经济第一性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主导，更是权力关系在乡村社会的体现。在农村的婚丧嫁娶、彩礼习俗以及土改时期妇女地位等方面，经济因素占据主导，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权力结构。经济资源的分配和掌控，决定了人们在这些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模式。例如，在传统的嫁娶彩礼习俗中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更具话语权，能够为子女选择更有利的婚姻对象，这种权力并非来自于政治权威，而是源于经济实力。
村社理性长期广泛存在于小农经济中，包括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、生产合作机制、姻亲信任机制等。在风险保障极低的传统农业社会，这些机制都十分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韧性。村民长期生活在村落，彼此熟悉，正是以上机制的体现。以分组灌溉、按地划分等方式，形成相应的管理制度，促进了生产的有序开展。
当前，农村问题仍然是时代焦点，基于对历史经验与村社理性的把握，更有利于基层治理。
三、《江村经济》研究方法之孔见
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作为中国最经典的人类学著作之一，其为学术研究所贡献的研究范式是极为宝贵的财富。阅读文稿，学习理论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提炼精髓，才能领悟其中深意。
融入性田野调查与综合性因素分析是书中一大特色。作者选择家乡附近的开弦弓村作为研究对象，考虑十分充分。首先，作者是吴人，在文化上更能理解当地居民的行为活动，而不是像隔着“异域风情”的橱窗去观察一个陌生村落。其次，作者的姐姐参与村内缫丝行业，具有一定便利条件，村长也十分配合。研究者就像一滴水融入了社区的池塘。“人只能观察一棵树，而非一整片森林”，进入社区实地考察，常常会陷入“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”的问题，受单一文化影响而难以全面分析其结构。费孝通以极其细致的标准，从生产、贸易、家庭、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，得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观察。“常有欲以观其微，无欲以观其妙”，不同视角下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不一致性，恰当的研究方法能促进我们更加详细、多维地认识真相。
